首页上级精神学党章党规学系列讲话做合格共产党员工作动态通知公告两学一做概要
 

杨善洲:六十年坚守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

2016年04月23日 19:04 宣传部 点击:[]

 

“杨善洲,杨善洲,老牛拉车不回头,当官一场手空空,退休又钻山沟沟;20多年住深山,拼了老命办林场,创造资产几个亿,分文不取乐悠悠……”这是云南省保山市群众自编的一首歌谣,赞扬原保山地委书记杨善洲。

杨善洲1927年生于保山施甸县姚关镇大柳水村,1950年参加乡农会和武装队,先后在施甸县和保山地区任领导职务,1977年起任保山地委书记,1988年退休。退休的第3天,他返回家乡大亮山,住茅棚,修山路,在荒山上义务造林。在寂寞的山里,他“冬天当团长(烤火围成一团),夏天当县(陷)长(下雨后都是泥巴路)”。为了多栽树,他在街上捡果核,翻垃圾桶。20年过去了,杨善洲将呕心沥血建成的5.6万亩茂密的林场,其中有上大街靠捡果核种下的50多亩果园,无偿奉献给国家。201055日,他将政府奖励的10万元捐给保山一中,用于资助高中部贫困学生。

20108月中旬,记者沿着杨善洲的足迹,对这位近20年的老典型进行了深入采访。杨善洲同志那纯洁的心灵、高尚的情操,令记者深深震撼。这位老同志,60年来,始终坚守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以超然物外的思想境界,时刻把群众利益放在前面,公而忘私,公私分明,廉洁奉公,一辈子不为子孙积财,一辈子不为自己“留后路”,一辈子淡薄权力、名利、地位,一辈子实心实意地为人民服务。

“一辈子把党和群众的利益放在个人利益前面,老书记做到了!”保山市委组织部一位正义感很强的普通司机对记者说。

杨善洲告诉家里:“别以为我是地委书记就有钱,我家的房子,不能比周围群众的好。”83岁的老伴张玉珍说:“他当官是给老百姓当,不是给我们家人当!”

大柳水村,青山环抱,处处山明水净,状如釜底。杨善洲老家的房子在山坡上,是2006年新起的一栋砖瓦房。大女儿杨慧菊说,之前的房子几乎是全村庄最差的——漏雨就用土罐接,雨大水往房里灌。

上世纪70年代,家里人给杨善洲捎信说,房子漏雨无法住,赶快寄钱修补。杨善洲摸遍全身,找不到钱,寄了仅有的30元钱。他附上一封信:“现将这30元钱寄回家,先买几个盆盆罐罐,哪里漏雨就接一下。眼下的农民比我们困难的还很多,村里的房子比我们破的还很多,别以为我是地委书记就有钱,我家的房子,不能比周围群众的好。请你们理解……”

担任地委书记多年,杨善洲的工资哪里去了?给他当过秘书的苏家祥告诉记者:老书记用钱很“散”,到哪个村看到谁生活太困难,就掏出工资去买点粮食、被子接济;哪个生产队没钱买籽种,他也掏钱帮着买。“他把大家当成了自家,还能有多少钱给家里?”苏家祥说。

1995年,杨善洲退休到大亮山植树造林去了。家里人借5万多元在施甸县城附近买了一块地,勉强盖起了一栋房子。老伴张玉珍特意找他谈:能不能凑点钱帮儿女们还还账?杨善洲东拼西凑了9600元。老伴说:“9600元,能还5万?”杨善洲摆摆手:“你还不知道?我真没钱!”结果,房子没入住就卖了。此事在保山市广为流传:“施甸有个杨老当(文革期间被定为‘当权派’),清正廉洁心不贪;盖了新房住不起,还说破窝能避寒。”

离开林场后,杨善洲住在保山市小女儿家的宿舍楼房里,屋里陈设简朴,几个旧沙发占据一大半客厅。小女儿说,父亲对生活没有要求,有时候一顿饭就泡个冷包子、馒头。父亲住的那间屋里不让装地板,还是水泥地面,怕他冷,给他放了块地毯。他最喜欢穿中山装,最贵的一套衣服600多元,到省里开会时才穿。

杨善洲的孙子曾对他说:“你当官那么多年,连张十万元的存折都没有。有的县委书记干几年,三四十万的大房子都有了。”杨善洲回答:“要跟群众比,我有工资生活就可以了,房子不漏雨就可以了!”

杨善洲不仅不给家里一点点“特殊”,而且让家里人过最普通的群众生活。他的家人,与最普通的群众一样,承受着生活的艰辛。

任保山地委书记期间,按政策,杨善洲的母亲和妻子可以“农转非”,他却把组织部门办好的手续压在抽屉里,一直不办。问及此,杨善洲解释说:“我当时想,大多数科、局长,还有地委委员的家属都是农民,我这个‘班长’怎能转?”

今年59岁的大女儿杨慧菊在小学六年级时退学回家照料妹妹。家里没人挣工分,她18岁结婚,找了位上门女婿。二女儿曾是代课教师,后来考上了公办教师。为此,县里特意叮嘱杨善洲秘书说:“请你一定要告诉‘杨老当’,他家老二是自己考上的,和我们没关系!”

三女儿杨慧琴在姚关镇中学读初中,每个学期花费差不多300元。这笔钱,家里有时也付不起。一次交学费,大姐杨慧菊砍掉屋后竹子卖,赶了8次街,凑得两百元,以至于杨慧琴几天没上课。经学校反映,施甸县有关部门建议,将杨慧琴送到保山第一中学,便于书记照顾。杨善洲知道后发脾气:“山里娃大都就近读书,为什么书记的子女就要到保山来读?”他反问道:“如果我不是地委书记,这件事该怎么办?”

1986年,保山地委下派到施甸县姚关乡任副乡长的一位年轻人,看到杨善洲80多岁的母亲经常生病,家里实在困难,便跟民政商量,送去两百斤粮食。杨善洲知道后,立即叫家里把粮食送回去,并狠狠批评了那位下派干部:“大家都在穷,我一个地委书记能富得起来吗?”

在杨善洲这里,公家与私家犹如楚河汉界一样清晰明了。杨善洲回家,自己买长途客车票。他的理由很简单:“回家是私事,不能用公家车。”19884月,杨善洲回家后,准备与三女儿杨慧琴一起返回保山。离开家走了几个小时,到达姚关镇,突遇大雨,父女俩便在镇里躲雨。晚上八点多钟离开镇里,镇里担心他们安全,想从供销社调个车送他们到县城,杨善洲坚决不同意。镇领导给县委办打电话,县委办为难了:专门派车,杨书记肯定不坐,不派车又的确危险。上下商量后决定,安排司机师傅沿着大路迎着老书记父女俩走,碰面时不停车,开过几公里后再折返回来,借口对老书记说刚办完事,请他们搭顺路车。如此这般,父女俩才上车回到县城,接着换乘长途客车抵达保山。

杨慧琴告诉记者,她在保山读书时,一次放假回家,正赶上父亲去姚关镇出差,就想搭车。父亲说:“我是公家的人,办公家的事,坐公家的车。你是杨善洲的囡,凭啥坐车?”

杨善洲“家风”很正,对家里人很“苛刻”,家里人却从不对他苛求,也没有因他做官而感觉不同。杨慧菊的大儿子目前在施甸县由旺镇做副镇长,没想过托爷爷走关系,而是“有多大本事做多大官”。

回顾84个春秋,杨善洲说:“只有一件事还没落脚。”原来,保山机场举行通航庆典时,送给杨善洲等嘉宾每人一块电子表,直到临终前这件事都让他的内心惴惴不安。

在杨善洲的心中,只有党的意识和群众利益。他不提拔身边人,不照顾家乡人。他“一辈子,不管在什么位置上,都要为群众着想!”

杨善洲说,影响他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有两件事——1944年滇西抗战爆发时,杨善洲去前线抬伤病员,搭档是一位叫刘贵的壮年农民。从松山前线抬回伤员,爬越高黎贡山,跨过怒江峡谷,往返80多公里。途中,为防止杨善洲滑下悬崖,善良的刘贵用绳索把瘦小的杨善洲拴套在担架上。爬山时,刘贵让杨善洲抬前面;下坡时,让他走在后面。刘贵总是把重的一头留给自己。“父老乡亲给我的,我一辈子记着,不管在什么位置上,都要为群众着想!”杨善洲说。

1950年,解放军进驻保山后,佃农杨善洲家分到了几亩地。杨善洲高兴地说:“解放了,有地了,真心感恩共产党。以后,为了让所有群众都能有土地,一心一意跟着共产党干革命!”杨善洲投身革命,拼命工作,很少回家。大女儿杨慧菊回忆,小时候父亲两三年才回一次家,自己三四岁时,看到爸爸回家就吓得躲起来。

杨善洲告诉记者:“刚参加工作时,自己不明白什么叫革命,也不懂得怎样为人民服务,后来在党的培养下,才逐渐成长起来。自己这辈子,要兑现入党的誓言。”

杨善洲26岁起担任县级干部,39岁担任地委副书记,50岁起担任地委书记,平民本色几十年不改。他喜欢戴草帽、穿着草鞋,当地群众亲切地称呼他为“草帽书记”。他脸色黧黑,双手粗糙,农民穿着,不在意“地位”和“身份”。有一次,杨善洲自己下乡,到乡政府打听乡领导。乡秘书看看他,以为是农民,便打发他说领导不在。杨善洲不急不恼,自己进村转悠,了解情况。

作为地委书记,杨善洲除了开会很少待在机关,大半时间跑乡下,一辆吉普车三四个人,直接到田里,到群众中间,看茶叶,看甘蔗,看稻谷,等情况摸透了,才叫来当地干部。杨善洲原来的秘书告诉记者,做他的秘书,要苦得起、累得起,老书记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碰到插秧就插秧、碰到种苞谷就种苞谷,好衣服肯定穿不成。有时,清早从保山到施甸县,60多公里的路,老书记已到县委,人家还没上班。

保山当时下辖5个县,每个乡都有杨善洲的足迹。最远的龙陵县木诚乡地处中缅边境,不通公路,杨善洲绕路潞西,花4天时间赶到,了解群众困难程度,是否可以办糖厂。当地群众说,这是他们见过的最大官。

杨善洲文化水平虽然不高,对基层情况却十分熟悉,每次会议报告都出自己的“口”。他先找来几个秘书,吩咐找些材料,然后自己拟个提纲,在大会上看着提纲,结合调查研究的情况站着讲。工作人员把录音整理出来,一篇报告就完成了。

杨善洲说:“带领群众干,做给群众看,不高高在上瞎指挥,群众才会服你。”为提高粮食产量,杨善洲在保场镇种了半亩试验田,改种粳稻,自己用“三岔九垄”式插秧,一亩地提高产量三四百斤。直到现在,保山当地群众还用“三岔九垄”办法插秧。杨善洲另外还有“坡地改梯田”、“条田”,茶叶、包谷等试验田,群众称呼他为“粮书记”。

杨善洲从不说共产党员该如何如何的“大话”,对群众感情真挚。1976年腾冲县抗震救灾,一批救灾布料淋了雨,地委允许群众用布票购买减价布料,却不许干部买,不许和老百姓抢好处。杨善洲看到一位干部进了供销社,就劈头盖脸问:“你去供销社搞什么名堂?”

19866月,板桥镇宗家山村杨春兰老人反映:他去卖猪的路上被截了,说他偷猪。有关部门不问青红皂白,将他的猪没收,并罚赔80元钱。家里名声坏了,两个女儿嫁不出去。杨善洲马上派干部调查,给杨春兰洗掉冤屈。

杨善洲开展自我批评,从不给自己留情面。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杨善洲对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当时认识不过来。思想通后,他先后3次在全地委的三级干部会议上公开承认认识不到位,工作推进慢。

杨善洲下基层从不允许吃饭不结账。有一次,在龙陵县调研,在县委食堂吃过饭,秘书去结账时,县委书记说:“一共85,算我头上好了。”不料,回保山路上,车子已经开出60多公里了,杨善洲问是否结账,秘书如实汇报了情况,杨善洲命令马上停车,让秘书截个车回去结账。结果,往返车费花了30元,在龙陵县住一夜又花了三块五。秘书问:“为了85的饭钱,花了335,值不值?”杨善洲回答:“这账不能这么算,不能占基层便宜!”

又一次,杨善洲在腾冲县界头乡永安村栽了三四天秧后,要召开一个村小组会。乡里看大家辛苦,杀了一头猪改善伙食。一桌五六个人,摆了四桌。食堂师傅端一大盆肉出来,被杨善洲看见,问哪来这么多肉,赶快端回去,师傅十分尴尬。乡里干部不敢讲实话,就说是病猪。杨善洲说,病猪那就更不能吃了。秘书只好坦白,大家插秧都很辛苦,光吃些青白小菜身体受不了,大家凑钱付账就是了。杨善洲这才同意吃。返回前,秘书支付伙食费,乡里急了:“你们来帮我们劳动,我们不能收饭钱!”无奈,秘书把钱藏在床铺枕头下面,回到县城后,给乡里打电话予以说明。

杨善洲从不提拔身边的人,这是他在担任地委书记期间确立的“土杠杠”。凡是提干,先由组织部门提出意见,常委会讨论,杨善洲从不打招呼。祝正光说,他任秘书时,卫生局长看中他,杨善洲始终不表态,组织部门没法办理,于是不了了之。然而,对于基层扎实肯干的干部,杨善洲不拘一格提拔。1980年,中央要求提拔使用有文化的年轻干部,23岁的杨习超便成为当时全省最年轻的公社书记。二十多年过去了,杨习超手上的老茧,现在还能摸得出。

杨善洲从不特别“照顾”家乡。老家的人来找过几回,杨善洲说,“以后不要来了,影响工作。我退休后,会给家乡办件事!”

杨善洲早就决定:“退休后,回大亮山种树去!”没有房,自己搭窝棚;没有路,自己铺。冬天,脚上穿着露出大脚趾的黄胶鞋。他在荒凉的山上造林20年。

杨善洲告诉记者,在地委做领导,不方便照顾家乡,遭到埋怨。“我当年告诉过他们,退休后给家乡办一两件事。”杨善洲说。1988年,退休时,省委组织部领导与他谈话,希望他住在昆明安享晚年,杨善洲回答:“退休后,回大亮山种树去!”

上山造林,老伴劝他:“等你坟头长草了,树还砍不了呢!”杨善洲说:“我们死了,后代还可以享受。谁也不去造林,再过几十年连烧柴都找不到了,人怎么活?”

大亮山在施甸县城东南约50公里,平均海拔2600多米,杨善洲12岁失去父亲,与守寡的母亲艰难度日。母亲常常带他到山上挖野菜、草药等到集市上卖,是大亮山养活了杨善洲一家。

上世纪80年代初期,杨善洲到大亮山调查。由于乱砍滥伐,大亮山一带山不长树、地不产粮,群众“一人种三亩,三亩不够吃。”粮食亩产越低,越拼命开荒,一个村每年开荒50多亩。结果,生态破坏,大亮山山光水枯,群众吃水要到几公里外的地方人挑马驮,在太平地、雷打树等村庄,村民结婚时,彼此不送红包,而是用几挑水做贺礼。杨善洲说:“山不绿,地瘦薄,这是山里的穷根子。”

大亮山林场涉及11个村委会,50多个村民小组,“山林”承包到户,联营面积达7.2万亩。1988年,杨善洲提出“国社合作”建场方案:村集体投入土地,林场负责栽树、养护,收益按照“国家八成、村民两成”分红,地方领导和乡亲们都赞成。

当年33日,也就是杨善洲退休后的第3天,他卷起铺盖当晚就赶到离大亮山最近的黄泥沟。杨善洲从地委大院消失了,大亮山上多了一个赶马人。大亮山群众有人叫他大爹,有人叫他大哥——他们也不清楚杨善洲是多大个官。没钱建住房,杨善洲带领大家用树杈枝叶搭窝棚;没有公路,大家人挑马驮,把锅灶、粮食、行李搬上山。整地、育苗,雨季一来,杨善洲就带领大家起早贪黑植树。1988年,造林5000多亩。

“好个大亮山,半年雨水半年霜;前面烤着栗炭火,后面积起马牙霜。”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中,杨善洲领着职工一边造林,一边动手,花了7000元修建起40间油毛毡房。这油毛毡房,冬天冷,夏天闷。山里风大,雨多,潮湿,杨善洲一住九年多。吃饭、办公的桌椅、床铺,大家因陋就简,就地解决。没有肥料,大家提着粪箕到村寨路上捡牛马猪粪作底肥。没有资金,杨善洲奉上一张笑脸,多次到省、市相关部门跑项目……

在林场,杨善洲每天早上六点多起床,七点干活,一直忙到晚上六七点钟。雨季以造林为主,从12月到来年6月则是巡山防火期,一天要走十几公里路。因为管理得好,大亮山林场至今没发生过大的火灾。

1992年,大亮山林场建成第一间砖瓦房,杨善洲执意不住,“我一个老头子住那么好的房子干么?”硬是把新房让给新来的技术员。1999年来到林场的现任场长董继军说,老书记是最后一个从油毛毡房里搬出来的,也是最后一个从砖瓦房里搬出来的。9年多的油毛毡房生活,使杨善洲患上了关节炎和风湿病。

做林场场长与地委书记哪个难?杨善洲说,场长难当:无论大事小事都得亲自去办;有时还得请客吃饭。他从不送礼,能办就办,不能办就算。不过,老书记造林得到各方支持,办事顺利。

杨善洲上大亮山种树后,老秘书苏家祥以保山日报记者身份采访他三次,其中一次边烤火边聊到凌晨两点多,越聊苏家祥越觉得沉重。老书记最初和孙子一起上山,山上雾气大、条件差,孙子待不住走了。大冬天的,杨善洲就穿双磨破的黄胶鞋,露出大脚趾。回来后,苏家祥买双警用皮鞋送去,说:“你也不能太不在乎自己的身体了,这是我第一次向你‘行贿’!”

杨善洲的职务是大亮山林场义务承包人。这个职务,无需组织任命,不拿一分工资。与工人同吃同住同劳动,工人发工资,杨善洲出义务,不取分文。林场执意发工资,他只接受每月70元的伙食补助,1996年增加到100元。

林场场长董继军说,老书记吃饭简单,抽烟是老百姓抽的牌子,多年穿那么几件衣服。杨善洲办林场十多年,争取资金300万元,按当时的规定,引进资金可以提成5%-10%。杨善洲一分不要。他说:“引进资金项目是本分,怎好意思去提成?”

199911月,杨善洲修枝时,踩到青苔滑倒,左腿粉碎性骨折。花了两万多块钱医药费,林场要给他补一部分,他坚决拒绝。病愈后,他回到大亮山,离不开了拐杖。

省市领导考虑到杨善洲年纪大了,往返林场办事不方便,就专门为他配了辆三菱车。杨善洲坚持支付路上的伙食费,子女坐车要付钱。他说:“当个领导够‘特殊’的了,还要多占便宜,太不应该了!”

记者看到,在林场的一片果园里,碗口粗的果树行列整齐,树种却很杂,有桃树、苹果树、木瓜树等。董继军场长道破秘密:“凡是能捡到果核的树种,果园里都有。”原来,为了多栽树,杨善洲当年经常到大街上捡果核,翻垃圾桶。有的人说,地委书记干这事太丢人了。杨善洲却十分坦然:“不花钱又能富山,何乐而不为?”

杨善洲将5.6万亩林场移交,不沾一点好处,不带一根草去。县委决定奖励10万元,也被他回绝。杨善洲说:“我公开讲过的,退休后给家乡群众办点实事——共产党人说话算数,不能哄弄群众嘛!”车进大亮山,森林望不到边。清新空气扑面而来,难觅当年秃山荒岭踪影。林场如今初具规模:人工造林5.6万亩,树种以华山松为主,杂木林有1.7万亩;修通公路26公里,架通高压线15公里;修建茶叶初制所114格,职工宿舍723格,守山哨棚513格。茂密的山林中,活跃着白鹇、野猪、野鸡、狗熊,还有国家一级保护动物灰叶猴。

记者惊叹:这就是一位花甲老人,用20年时间,披星戴月,带着大家,一棵树一棵树“造”出来的!以前的黄泥沟,如今流淌着清水。生态环境改善了,林场周围的土壤、气候、作物生长周期渐渐变化。摆田村村民黄继国说:“前几年,这里要么大旱,要么山洪暴发,地里常颗粒无收。这几年树多了,山绿了,风调雨顺起来了,即使下暴雨,也很少冲田毁地。”

施甸县林业局林业资源管理站站长李和麟告诉记者,老书记带了好头,周围群众都自觉绿化荒山。全县学习大亮山,另外几个乡镇也办起了林场,老麦乡雪山林场种下了四五千亩华山松。全县森林覆盖率已接近50%

记者看到,一场山雨过后,雷打树村村民杨会材收购了村民蔬菜,正准备装车拉到保山去卖,菜花7角一公斤,大白菜5角一公斤。该村党支部书记杨发富介绍,2010年近8个月来,一个村民小组卖菜就收入了50万元,村里新添置了5辆农用车。

眺望青青大亮山,有人算账:5万多亩华山松,每亩200株,一共一千万株。按每株30元算,总价值3亿多。林子每年成长,那更是一笔可观的绿色存款。也有人这么算账:生态效益无法估量,社会效益无法估量,共产党留下的精神财富无法估量。

20081111日,82岁的杨善洲把大亮山林场经营管理权,无偿移交给县林业局。移交林场时,他不沾林场一点好处,不带林场一根草去。许多人劝杨善洲:就不能留下点?也有人说他有钱不会要,是个大憨包。县委决定奖励杨善洲10万元,也被他当场回绝。杨善洲向记者坦承:“我公开讲过的,退休后给家乡群众办点实事——共产党人说话算数,不能哄弄群众嘛!”

多少人曾经恭敬地伫立在杨善洲住过的窝棚前,心潮澎湃。油毛毡房已经朽烂,房顶垂下来几张破席子,剩下的床腿露出的是硬木桩子,上面布满青苔。窝棚前面的几棵雪松,郁郁葱葱,冲天而立。它们是杨善洲退休时用花盆移过来的树苗。睹物思人,“共产党的干部,不能在机关大院里作盆景,要到群众当中做雪松啊!”

多少人曾经由衷地赞叹杨善洲难能可贵,他却平淡地笑笑说:“也不难得。白天造林、晚上烤火,不也是一种很好的生活方式吗?”杨善洲说,平时最爱华山松,已立下遗嘱,死后就将骨灰撒到华山松林。

杨善洲从1988年退休以来,获得全国、省、市表彰22次,先后被评为省市优秀共产党员、全国老干部先进个人、“全国十大绿化标兵提名奖”、“环境保护杰出贡献奖”、“中华环境奖提名奖”等。但是,面对众多荣誉,杨善洲告诉记者:“我最喜欢‘优秀共产党员’这个称号”!

 

 

上一条:永远活在人民心中的县委书记—谷文昌 下一条:新时期共产党员的楷模--孔繁森

关闭

重庆师范大学“两学一做”专题网站 © 2016
网站制作维护:重庆师范大学党委宣传部 电话:023-65362723